旱季
李濛
李濛
半吊子文案,菜鸟编剧,小说初学者
写小说、剧本、影评等。居无定所,浪迹天涯。
旱季
文/李濛

父亲和他第三任妻子离婚后不久,我也离婚了。这让我们的关系一下好了很多。那段时间我刚刚辞职,没事就往父亲家跑,和他一起做饭,看电视,睡前聊聊婚姻情感,或者讨论一下最近正在读的书,像一对经年未见的好友。有天电视上播放一档关于非洲的纪录片,每年六七月份,正是东非草原上动物迁徙的季节,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数百万野生动物碾过草原,跋涉三千公里,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迁至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父亲指着电视说,难得我们都不上班了,不如一起去非洲玩一趟。我说好,我查一下攻略,争取赶上今年的大迁徙。 

当时他咳得厉害,人很消瘦,但无论如何不肯去医院,说只不过是抽烟太多,加上离婚消耗了大量精力,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转。我从网上查了很多止咳菜谱,一样样做给他,金桔蜜饯,川贝炖雪梨,仙人掌炒鸡蛋。朋友送了一兜血橙给我,我把橙子从中剖开,抹上细盐,大火蒸了一刻钟,端给他吃。他用小勺挖了一口,说盐放多了,发苦。随后剧烈咳嗽,胸腔简直要被撕裂,哇的一声,咳出一口鲜血,血橙的切面被染成暗红。我们去医院检查,拍胸片,做CT,查肿瘤标记物。起先还怀揣侥幸心理,觉得不过是肺结核。结果出来了,肺癌,中期,我们沉默半天,不知该由谁开口说第一句话。

去非洲的事就这么耽搁了。我陪他住院,手术,我们俩一夜之间都长出不少白发。我其实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他和第二个妻子生的,比我小十岁。但自从离婚后,这个前妻和儿子就去了美国,和他几乎断绝了联系。至于第三任妻子,直到离婚也没有孩子。我母亲恨死了我父亲,第二任妻子也早已当他死掉,我问他要不要把住院的事通知他的第三个妻子。父亲摆手说不要,不体面。就这样,我这个女儿,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手术把他折腾得不成样子,人一下苍老了很多,好像手术刀割去的不是病灶,而是他十几年的光阴。他问我恨不恨他。我说以前恨过,后来就原谅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劣根性,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我看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身材颀长,穿中山装尤为笔挺。头发梳成当时流行的中分,颧骨和鼻梁都很高,戴一副细黑框眼镜。即使老了以后,风度也不减当年,讲话斯文有礼,笑起来时眼睛里有细碎的光。而且他懂浪漫,细心体贴,对女士总是不吝赞美。这样的人,难免有几桩风流韵事。据我母亲说,父亲对她一见钟情时,老家还有一个定了娃娃亲的女朋友。父亲虽然风流,但为人也算仗义,出轨后大方认错,坦荡离婚,主动净身出户,把财产都留给前妻和孩子。所以这么多年,他没攒下太多钱,住院手术的费用已掏光他全部积蓄。

等我们到达坦桑尼亚,已经是那次约定两年后的事了。他恢复得不错,两颊丰满了些。八月份,坦桑尼亚正处在旱季,天热少雨,可稍微降低感冒的几率——对于经历过肺癌手术的人,感冒是致命的。至于去哪里看野生动物,我着实费了好一番心思。起初本打算去肯尼亚,但那边政局不稳,内罗毕街头时有暴乱。坦桑尼亚治安好一些,塞伦盖蒂正在上演大规模动物迁徙,但距离我们所在的达累斯萨拉姆有900公里,而且整个保护区游览下来,要花上几天时间,父亲的身体恐怕吃不消。我们住在印度洋边的酒店,休闲了好几天,等到父亲调整好时差,我决定带他去距离达市很近、用一天时间就能游览完毕的米库米国家公园。父亲有点遗憾,但也只好同意。

我们早上九点就到了米库米,非常不巧地赶上了售票系统崩溃。工作人员让游客耐心等待,表示正在抢修。然而说是抢修,售票厅里那些穿制服的人却不慌不忙地点上烟,把两只脚搭在桌子上,唠起了家常。去非洲旅行,务必要培养十足耐心,本地人多是得过且过的性子,办事效率低,缺乏责任感和时间观念。我们在外面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天气干热,带来的矿泉水快要喝完了。父亲看上去有点疲惫,脸色发黄,说起得太早了,有点困,于是用草帽盖住脸,在休闲椅上打起盹来。售票厅外聚集了大量游客,都不甘心打道回府。有几个白人等不及了,走过去和工作人员理论。几个亚洲人,应该是中国游客,开始操着磕磕绊绊的英文帮售票员出谋划策,比如先使用手写票盖章,等游客出园时再换回电子票即可。大概是觉得中国人的办法可行,不大一会,公园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我和父亲上了一辆游览车,是越野吉普,底座很高,四面通透,头顶有个遮阳棚。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充当司机兼导游。汽车发动,从入口缓缓驶入草原腹地。放眼远眺,草木枯黄,云层低垂,硕大的猴面包树伸展光秃而肿胀的枝干,像科幻片里的外星生物。有的地方连枯草都没有,只剩下一片焦黑,树被雷劈过,斜躺在地上,很显然这里不久前刚经历过一场火灾。始终都没见到野生动物,直到驶出几里地,我的眼睛才适应这无边际的暗黄,在枯草中分辨出一群浅棕色的瞪羚。我指着远处让父亲看,父亲眯眼看了很久,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说动物都有保护色,盯着看一会就好了。但父亲依旧什么也没看到。不知道是否和癌症有关,自从确诊肺癌,他的视力就渐渐变差,无论远近都要借助眼镜才行。

他尴尬地笑笑,说早知道应该带望远镜来的。无心之话,我听后却突然感到自责。他生病后,我就变得格外敏感,总担心自己疏忽了他的感受。他终于来到非洲,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再来,却什么也看不到。我难受极了,忍不住眼眶泛红。他连忙安慰我,用袖子帮我擦泪,突然兴高采烈地指着前方说,看,秃鹫,有好几只呢。车停下,秃鹫飞走了,草地上露出一具斑马尸体,四肢和头颅还在,内脏却被掏空,很有可能是被野兽开膛破肚。血早就凝固了,一群苍蝇在尸体上方嗡嗡盘旋。我更加难过,他第一眼见到的野生动物竟是秃鹫和一匹死马,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吉利。

父亲在一所大学教现代文学史,快退休的时候才混上教授,我怀疑是因为他把研究学术的时间都耗在了风花雪月上。很多年前,他还在学校当助教,尚且年轻,爱上了同系的女博士,于是和我母亲离了婚。几年后,他当上副教授,又爱上了他带的一个女研究生,于是又和女博士离了婚。他事业一塌糊涂,算命的都说他这辈子留不住财,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单纯的女学生仰慕他。大概是因果报应,那个女研究生,也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爱上了一个公务员,暗中交往了一年后,毫不留情地甩了他。

他离开家时我还在上小学。那天母亲出去买菜,买了很久都没回来,大概是在有意避开他。他收拾了一下私人物品,几件衬衫,几套中山装,一些书,整齐码放在行李箱里。他走之前想和我告个别,但我把自己反锁在卧室,任他如何敲门也不肯见他。我趴在门上,听见他深深叹了口气,随后是防盗门关上的声音。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我每个月都会去他家过一个周末,主要是为了伸手要生活费,几乎没有给过他好脸色。他既不生气,也不沮丧,不停地往我碗里夹油炸带鱼。每次我离开时,他就送书给我,鲁迅,老舍,汪曾祺。我看不进去,随手丢进书柜里,只喜欢读凡尔纳和柯南·道尔。

直到上了寄宿中学,我对他的态度才有所好转。说实话,除了出轨这一项,他算得上不错的父亲,幽默,温柔,知识渊博,对年轻人宽容且开明。我读文科后,他主动辅导我功课,以至于我成绩一直稳定,并如他所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尽管我并不很喜欢这个专业。高三时我早恋的事被班主任通知了家长,母亲暴跳如雷,骂了我整整一个晚上,他却只是笑眯眯地说有喜欢的人是好事,有时间可以请男孩子过来吃个饭。

车越开越远,动物多了起来,父亲终于亲眼见到了瞪羚和角马。这个时节,体格健壮的动物都成群结队迁往水草丰茂的地带,留在这里的多是老弱病残,在焦土和枯草上艰难求生。幸运者可以挺到下一个雨季到来,但更多的动物死于饥饿,成为秃鹫的美餐。

司机突然刹住车,比了一个“嘘”的动作,指了指不远处。树下卧着一头公狮,骨瘦如柴,鬃毛都褪了色。一群蚊虫落在它身上,它只是尾巴轻轻一扫,心不在焉。公狮子衰老之后,会被赶出狮群,自生自灭。眼下这头应该已是高龄,瞪羚就在目之所及的地方,却已没了捕猎的力气。父亲说,走吧走吧,看不下去,太心酸了,人类历史上很多处文明也曾如这般,老人和病人,不中用了,就被送到深山里等死,好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年轻的后代。我知道他又联想到了自己,开始悲春伤秋,于是只好给他讲一些励志的抗癌故事转移注意力,什么癌症老人环游世界后癌细胞奇迹般消失,穷苦患者为了不拖累家人,去深山隐居,最后竟不药而愈。

父亲刚查出肺癌时,我们都以为他撑不过去了。他已经六十岁,原本就不够强壮,何况肺癌又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症。我以为他这种文艺浪子,对生死之事应该看得轻淡,哀而不伤,至少不会失态。但得知患癌后,他吓坏了,当着我的面哭了几回。他迅速戒了烟,和癌痛相比,戒断反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他向来标榜相信科学,住院后竟开始偷偷尝试各种民间偏方。手术后,他四处打听哪里有能治疗癌症的中医,邻居推荐了个私人诊所给他,说是专收癌症病人。我拗不过他,带他去见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先开七付药,里面十几味药材,花了两千多。抓药后药房代煎,药液分装在小真空袋里。父亲每天饭后服药,药很苦,我闻到那味道就想吐,他却喝得小心虔诚,像在吃神话故事里救命的仙丹。

没出发多久已是正午,我们去公园内唯一的餐厅休息。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个简陋的酒吧,只有啤酒和饮料。我们吃从国内带来榨菜和饼干。父亲胃口不好,说太干了,不好下咽。我跟服务员要了一壶开水,给他泡了一碗康师傅。泡面也是从国内带来的,坦桑尼亚的泡面都是国外进口,算奢侈品。

餐厅四面通风,没有窗户,像个宽敞的凉亭。吃饭时一直有猴子在我们周围踱来踱去。这里的猴子很聪明,也很凶悍,会抢游客的食物,其中不少还携带艾滋病毒。游客被抢了东西也不敢动粗,生怕被抓咬。我跟工作人员要了一根长棍放在手边,一有猴子跳上餐桌,就挥舞长棍驱赶。父亲吸溜着泡面,鼻尖上沁出汗珠,像一个被父母保护的小孩。他说你记得吗,你小时候我带你去看耍猴,别人都在笑,你却在哭,觉得猴子太可怜了。你从书包里拿出橘子想要喂猴子,结果猴子突然跳到你脖子上,抓了一下,流了好多血。我带你去打狂犬疫苗和破伤风,本以为伤口不深,没什么大碍,没想到你是疤痕体质,伤口愈合后还是留下了一道疤。

我不记得这件事,也没注意到脖子上有疤,很有可能又是他胡编乱造的。和我母亲离婚后,他担心我疏远他,每次见面时就杜撰一些我们之间的美好时光。起初我很迷茫,以为自己患了失忆症,后来才识破他的把戏。每当他深情回忆往事时,我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甚至还会揶揄,光教书可惜了,不如去写小说。他就真的着手写自传体小说,但写到成年之后,发现和女人谈情说爱占据了生活大部分,堂而皇之写出来实在不体面,就停了笔。

餐厅外传来一阵咒骂声,我们的聊天被打断,不约而同向外望。一只猴子偷走了一位白人游客的卡片机,挂在了树梢上。游客是个肥胖的老头,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梯子,爬上树,帮忙取下了相机,他们对这种恶作剧早已见怪不怪。

父亲转过头,继续说,你才三十出头,真希望你能再结婚,不要一个人过得太辛苦。我说一个人不辛苦,两个人才辛苦,你结了这么多次婚难道还不知道吗。父亲笑笑,看来你还是恨我。我说倒不是恨,只不过留存点怨气,毕竟那时我那么小,母亲扶老携幼,吃了很多苦。

我其实没有资格讽刺父亲的情史。我离婚这件事是先斩后奏,办妥手续后一年多,才告诉了父母。母亲愁云满面。父亲倒是没表现得太惊愕,只是点了根烟,静静抽完后又点了一根,一直抽得房间青烟缭绕,才小心翼翼地问:“我能问一下为什么离婚吗?”我说没什么,就是性格不合而已,两个人都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有时三天都讲不上两句话。父亲没再追问,说既然咱们父女都离婚了,你要不要过来住几天,同是天涯沦落人。

其实关于离婚,我隐去了大部分情节。和前夫没有共同语言是事实,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他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同事,比我小七岁,额头宽阔,鼻梁俊挺,下巴瘦削,喉结在年轻的皮肤下起起伏伏。他似乎喜欢我,我对他也有点意思,但除了偶尔调调情,一直没有把故事进展下去的机会。后来我们一起出差,在一个房间里通宵赶方案,方案发送出去后,天刚刚亮,拉开窗帘,就与金灿灿的朝阳撞了个满怀。然后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接吻,上床,幽会,故事发展不合世俗伦理却又顺理成章。 

我们交往了几个月,我很迷恋他,跟他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后来我辞职,离婚,的确想过要不顾一切地跟他在一起。那是个寒冬清晨,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他的出租屋楼下,冷风一吹,打了个寒颤,头脑突然变得清醒,飞蛾扑火的勇气霎时熄灭。我胆怯了,害怕自己又陷入另一个情感圈套,于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也就是在这件事之后,我对父亲的感情不知不觉发生变化,那是一个出轨者对另一个出轨者心照不宣的包容理解,像一对感情世界里狼狈的战俘。

父亲压低嗓音,“这种话我第一次讲,你可能不爱听,可我真的想在活着的时候抱孙子。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还有一点私房钱,不算太多,但足够给小孩子买奶粉和尿布了。”

我心里陡然一沉,没想过他会提孩子的事,小腹针刺般痛了一下。他几乎从不过问晚辈私事,对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亦无执念。也许是他在长久的疾病中被销骨毁形,竟渐渐产生了一种陈词滥调般的想将生命延续下去的渴望。我神色严肃,说不想聊这个。父亲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凡事都不可太武断,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的。我烦躁地收拾残羹,说我知道了。

结婚第五年的时候,我曾意外地有了一个孩子。望着验孕棒上的两道红线,我彻底懵了。我想象不出自己做母亲的样子,而且当时和丈夫的关系十分麻木冷淡,更像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但堕胎兹事体大,我实在下不了决心。怀孕的事情我没和丈夫讲,每天拼命工作,熬夜追剧,不敢停下来思考,否则有关未来的细节就立刻占据思维,简直要把大脑撑爆。那段时间我吐得很厉害,早饭吃了一点就跑到厕所干呕,我和丈夫说是胃痉挛,他信以为真。两个月后,我独自去医院体检,婴儿没有胎心,需要做人流手术。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打了麻药的身体轻盈如飘在云端。

然而术后没多久,我又突然像得了失心疯,强烈思念起没有出世的孩子。夜深人静时在信纸上写了很多说给孩子的话,第二天又偷偷撕毁丢掉。逛街时看到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我会突然怔住,身心下沉,仿佛游泳时被巨浪卷入了深海。去看过医生,说是激素失调导致,开了一些调理的中成药。又约了心理咨询师,第一次咨询就哭掉了半盒纸巾。大概过了半年,才终于走出这种梦魇般的状态。除了我、医生、咨询师和那个小小的胚胎,再没有人知道,我曾短暂地做过母亲。

下午云层变厚,阳光隐退,似乎将有大雨。但在旱季,这样的天气很常见,没多久云就散了,等不来一滴雨。但汽车往更深处行驶,竟然发现了一片罕见的绿,几只长颈鹿仰头嚼食树叶,一群羚羊在绿地上信步闲庭。附近有一小水塘,水很浅,几只河马紧挨着聚在池中心,享受这珍贵的水源。我看到一只小河马挤在两只大河马之间,脊背上的皮肤有一点干裂,不知它能否撑过这个漫长的旱季。

远处有墨色的云垂落,细看发现是浓烟。司机说是着火了,这个季节,野火是常有的事。我用英文问他岂不是要赶快逃跑。他说不用,远着呢,烧不到这里

父亲来了兴致,想下车拍几张照片。司机忙说绝对不可以,除了餐厅和厕所,游客绝对不可以下车,否则遇到野兽就麻烦了。他拼命摆手,连用了好几个“绝对”。父亲使出苦肉计,说自己得了癌症,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来坦桑尼亚,双脚踏上东非草原,并盛赞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国家,边说边塞给司机几美元小费。他英文比我好,没留过学,带一点口音,但运用得流畅自如。我那个弟弟还在咿呀学语时,他就开始教他讲英文,一心想将他培养成留洋绅士。但后来他和自己女研究生的丑闻在校园里传得火热,妻儿受到很大伤害,离婚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

司机仍拒绝他下车的请求,说会丢掉饭碗,但变通了一下,允许我们爬到车顶观看,高处更安全,视野更好,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他先爬了上去,拉住父亲的手臂向上拽,我在下面拖着父亲的脚。等父亲在车顶坐稳,我也爬了上去。

我们并排坐在车顶远眺,前方地平线上是乌云般的浓烟,不知那团浓烟里裹挟着多少惊慌失措的生命。往身后看,却阳光耀眼,天空之下,万事万物平静运转,生老病死中蕴含壮丽的诗意。父亲看上去有点疲惫,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的皱纹松松垮垮地垂下。我说我们回酒店吧,不逛了。他说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想好好待一会。说完他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肩膀,我把头靠在他肩上,算起来,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这样亲密了。刮过一阵风,枯草矮下去,几只野鼠突然跳起来跑开。地上还有一具小小的扁平的老鼠尸体,估计是死于象蹄。他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声音低沉如梦呓。我又往他身边靠了靠,说,我也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

从米库米乘车回达市要四个小时车程,我怕父亲太辛苦,考虑是否先在附近住下,第二天一早再乘大巴返回。父亲坚持当晚回去,“你不是预订了一家很不错的西餐厅吗?想尝尝那里的羊排。”于是包了辆车,飞快赶路。没想到上车不久,司机坐地起价,以路不好走为由,把车费提高了一倍。人在异国,身家性命全掌握在别人手上,只好忍气吞声付了钱。

到达西餐厅已是晚上八点多,就餐的几乎都是白人,偶尔见到几个黑人顾客,但从皮包和手表这些细节,也能断定是本地的富豪。即使高档餐厅,效率也低得惊人。我们吃完头盘,等了半天才等到红汤。桌上的胡椒瓶空了,我向服务员要胡椒,但直到汤喝到见底,也没见到胡椒的影子。喝过汤后,我们又守着空盘空碗很久,主菜仍迟迟没有上来。父亲的脸色越来越差,额头冒汗,在外一整天,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催了几次服务生,没起到什么效果。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小伙子端着两份羊排走过来,却给了旁边桌的一对白人夫妇。我火冒三丈,站起身,叫住他,指着那对白人问,为什么他们明明来得比我们晚,却先端给了他们。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中文,便又用英语重复了一便。父亲忙说没关系,又没有急事,等等也无妨。我把餐巾丢到一边,拉住服务生的袖子,质问他餐厅是不是在种族歧视,优先服务白人。服务生说可能是记错了,这就去后厨看下。我拽住他不让他走,数落餐厅服务差,越说越激动,声音拔得很高,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到底还要等多久?我们马上就回国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真的没有时间了!”餐厅变得安静,所有的目光都望向我。服务生吓坏了,进退两难。父亲也怔住,他从没见过我如此失态。白人夫妇脸色尴尬,把羊排递到我们餐桌上,说还没有动,如果我们着急的话可以让给我们先吃。我坐下来,用刀把肉粗略割成几块,使劲往嘴里塞,但是喉咙似乎被堵住,怎么也咽不下去,鼓着腮帮子,脸涨得通红,呜呜哭起来。

从餐厅出来时,我情绪已恢复稳定,给了那个服务生一笔可观的小费,并道了歉。父亲已经非常疲惫,回到酒店也没洗澡,吃了药就躺下睡了。我睡不着,眼皮直跳,悄悄起床去酒店后面的海滩散步。晚风从印度洋上吹来,清凉柔和。沙滩上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烧烤,灯光很亮,能映出海水的波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平静的海面,也有可能是BBQ上的音乐开得太大,我几乎听不见海浪的声音。

我们回国没多久,父亲的肺癌就复发了,癌细胞发生骨转移,必须进行放化疗。他头发掉光了,浑身浮肿,不再像曾经那样充满了求生欲望,疼痛难忍时就抓着我的手哭喊,不想治了,想赶紧去死。我只能安慰他,一切都是暂时的,爸爸这么坚强,一定挺得过去。

在被癌痛折磨了三个月后,父亲走了。葬礼上来了不少人,大多是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自发组织追悼的学生。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儿子远在美国,并不知道他病逝的事。第三任妻子那天穿了一条黑色连衣裙,身材苗条,有一张端庄的脸,看上去也就四十岁出头。我母亲也来参加追悼会了,戴了副墨镜,丝巾包住头,也不知道她害怕见到谁,只待了不大一会,便又匆匆离开了。 

来宾一直在和我说节哀,然而我却感受不到一点悲伤,忙了几天没合眼,只觉得很累,很困,想等一切都过去后好好睡上一觉。殡仪馆建在半山腰,已是冬天,泥土上覆了一层浅浅的白雪,有几只亮蓝色的小鸟在树枝间蹦来跳去。我以为是眼花了,揉揉眼再看,竟然真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飞鸟,体型比麻雀小一点,羽毛湛蓝如晴空下的印度洋。

父亲去世一年后,我换了新的城市,新的行业,有了新的恋情。为了有仪式感地迎接新生活,我去理发店剪了个短发。剪好后,理发师把一面圆镜置于我脑后,让我看后面处理得是否满意。没了长发的遮挡,我发现我的后脖颈上,有一道白色疤痕,很浅,很细,不仔细看就会忽略掉。一阵强烈的情感涌上来,淹得我喘不过气,仿佛埋藏了很久的地下水终于涌上了地表。我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忍不住对着镜子哭了一场。

责任编辑:梁莹 liangying@wufazhu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