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人类并不意味着救赎他
章程
章程
野生建筑师,青年写作者。
野生建筑师,青年写作者。豆瓣:夜第七章。公众号:NarratorZhang。
限制人类并不意味着救赎他
文/章程 《发条橙》

就个人阅读而言,我认同阎连科提的“苦咖啡文学”的观念。村上春树和卡佛的城市文学,我没被打动过。真正击中我的是余华、阿乙这类作家,他们不忌惮去挖掘人性的残忍与命运的不可捉摸。

有一类导演也是这样,比如库布里克,他不停地关心人类,看出人本质上的荒唐,脆弱与虚荣。埃米利奥在给库布里克写回忆录时,形容他是“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他的确是深沉敏锐的天才,情感强烈,也冷漠寡淡,对电影苛求完美,在生活中邋遢健忘。如同塞林格和托马斯·品钦一样,库布里克也试图逃离喧嚣的生活。成长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他,在越战和种族冲突最高涨时离开美国,在英国的查尔德威格博瑞度过他生命最后三十年,离群索居,足不出户。

库布里克拍过十六部电影,相较于伯格曼、黑泽明等导演,这个数目不算多。可他似乎能驾驭所有的类型片,从早年的《杀手》开始,他的剪辑和叙事就已足够成熟,极具风格化。到后来的《大开眼戒》为止,剧情片,犯罪片,政治讽刺片,科幻片,恐怖片,战争片,情色片,他全都拍过,而且无一不是经典之作。

但凡天才总是离经叛道,甚至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发条橙》在伦敦上映后,引起过轩然大波。天主教媒体和保守派攻击它助长英国街头帮派的犯罪行为。库布里克则认为,电影中的暴力行为反倒让人从抑制、好斗的情感中间接释放自己。他收回《发条橙》的英国的发行权,让它禁播了将近二十年。他曾谈论起过电影里的核心的道德问题:

当人没有了选择邪恶的权利,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变好了?这样的生物还能否称之为人?

没有比《发条橙》更合适的电影,能让我们理解库布里克的复杂。

安东尼·伯吉斯写作《发条橙》,在六十年代初,但他把故事的放在了七十年代。他推断到那时候帮派暴力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布里克在十年之后拍摄了这部电影,依然选择了未来主义的基调。

电影由亚历克斯双眼的特写开始,右眼贴着假睫毛,脸庞俊秀。镜头逐渐拉远到中景,边上坐着他的三个死党,均身着白色衣裤。画面出现次序已经暗示了领导权的高下,以亚历克斯为主,其次是乔治和蒂姆,最后是皮特。在全景里,Korova牛奶吧陈列着裸体假人,以身体为桌面,姿态充满着性暗示。空间装饰夸张怪诞,色彩浓烈。暴力与色情,在这个后现代的布景中已然隐现。

亚历克斯受着良好的教育,家境殷实。他爱好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但人性就是这么古怪,即便没有明显的精神问题,没有诱发暴力的环境因素,对道德规范心知肚明,也依然能产生反社会型人格。希特勒喜欢高雅的音乐,许多纳粹高层都接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教育对他们没有什么用。这世间有灰色的人性,也有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完全为了自我满足,没有愧怍。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人的无知程度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

亚历克斯帮派中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恶棍。他们野蛮残忍,嗜好暴力,殴打醉汉,挑衅别的帮派,把跑车开到最高速,在夜晚公路上飞驰,看着迎面车辆纷纷闪避,获得快感。他们在郊外,寻觅到小说家的别墅,蹂躏小说家的妻子,把小说家打成残疾。随后,安然无事地离去。

亚历克斯用暴力的方式,确立自己下命令和定规矩的地位。他傲慢自大,乔治和蒂姆早已不满。当他潜入猫女的宅中后,他们出卖了他,把他留在原地被警察逮捕。他被关进监狱,判十四年监禁。肉体上的拘禁,并不能改变亚历克斯的本性。他在监狱隔间的墙壁上,贴满裸女海报,桌子上放着贝多芬的石膏像。《圣经》中耶稣受难故事不能教化他,反倒是文字里描述的刑罚吸引着他。他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穿着古罗马贵族服装,主管鞭打及钉手指等酷刑,在战场上像野蛮人一样相互杀戮,用敌人的鲜血庆祝胜利。

监狱之外,政府决定实行犯罪改革,将普通罪犯采用Ludovico疗法来改造,缓解监狱的拥挤状况。亚历克斯因为大胆,邪恶,有进取心和攻击性,被选中接受新的治疗方式。他被送到Ludovico治疗中心,医生给他戴上插满导线的头盔,在眼角架上支架,强制观看暴力影片,通过药物刺激,他对暴力产生生理上的厌恶。亚历克斯对音乐敏感,当听到暴力场面的背景乐是贝多芬的音乐后,他彻底失控,不断叫嚷道:“这是一种罪恶。”医生问:“罪恶是什么?”他说:“就是用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没有伤害过谁,只是谱曲。”他无法允许自己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还感到想吐。

两周后,在展示治疗成效的现场,他的暴力企图被身体的不适阻止。他宁愿用舌头舔侮辱者的脏靴子,进行古怪的自虐行为,也不愿施行暴力。反对者指出他没有真正选择,不再是一个能做道德选择的个体。而支持者认为不需要关心动机,也不需要关心更高的道德规范,只要关心打击犯罪。

亚历克斯出狱后,周围人并没改变对他的陈见,甚至父母也充满疑虑。他备受歧视,游荡在外,被流浪汉们殴打,被以前的死党嘲弄。他逃避到一间别墅,没想到是先前抢劫过的小说家的住所。小说家出于政治目的,把他软禁起来。小说家是现任政府的反对派,认为他们最大的吹嘘就是Ludovico疗法,但这样的做法有违自由的传统,而亚历克斯就是这种极权主义方式的活见证:在治疗中改变本性,变得消沉和颓靡。为了泄愤,小说家把他关在阁楼上,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折磨他。从前至爱的音乐让他恶心至极,他无法忍受,跳窗自杀。

自杀未遂,媒体开始大肆报道。政府被控在犯罪改革中使用非人道疗法,内务部长也被指控。下一轮选举来临前,部长亲自来探望亚历克斯,极力讨好,给他安排工作,并希望他改变公众对政府的判断。亚历克斯积极配合着部长,在涌入的记者的闪光灯下,他突然发现,自己对罪恶的厌恶感消失殆尽。他兴高采烈地宣布自己治好了。

在金·凯利《雨中曲》的歌声里,亚历克斯得到了自由。

库布里克不从社会或道德层面来看亚历克斯,他认为亚历克斯是本我,就在每个人的身体之中。人类有选择善良或邪恶的权利,但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会把人变得像发条橙。

发条橙的英文叫:a clockwork orange。在英语俚语的表述里指“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它把人比喻成机械的玩具,没有善恶观,任由他人或本能操控。这很接近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比如在BF.斯金纳眼中,人根本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与尊严,人只可能是环境的产物。行为心理学的观点,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悖。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它相信人知道各种价值和律法,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遵从或不遵从。

亚历克斯所接受的Ludovico疗法,是行为心理学里典型的“厌恶疗法”,把需要戒除的行为与不愉快的惩罚性的刺激结合起来。他不再能够自由选择,生理上的反感掣肘着他的道德判断。Ludovico疗法对减少犯罪着实有效,可库布里克怀疑它是否会被极权主义的政府用作危险的新武器,来对公民进行大规模控制,使他们变得比机器人更卑微。

亚历克斯被治疗的过程,也是他被文明化的过程。他是极端的例子,彻底地选择了邪恶,并且监狱的军营式规训,对他也毫不奏效。但其实,Ludovico疗法和监狱的禁锢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它们都是通过对犯人身体的控制来操控精神,让预设好的模式成为犯人下意识的一部分。在监狱中,狱警是权力的外化,时时刻刻让犯人保持警惕与自我审查。在Ludovico治疗中心,医生则充当了同样的角色,他履行着与狱警类似的权利,用医学化的方式实施“酷刑”:惩罚和控制个体。

社会也未尝不是另一种监狱。亚历克斯重获自由后,人们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看待。相反的,他像亟待被研究的范本,被无数的目光聚焦和监视着。他的自由极有限度,更像身在边沁的“全景监狱”中,从内务部长,小说家,到他的父母,所有人都在往自己更有利的方向规训他。

库布里克说,限制人类并不意味着救赎他。电影中的牧师说,救赎必须是由内向外。我认同库布里克的观念,但总觉得相信人能被救赎未免太过乐观。虽然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权力却无时无刻不在细微之处对人进行监视,惩罚和规训。权力塑造和生产着人们意识里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没有人能够逃离,现代人本质上是不自由的

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发条橙”。

责任编辑:金子棋 jinziqi@wufazhu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