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 世上最难的题目莫过于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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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 世上最难的题目莫过于二选一
文/耶律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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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三王的阿城先生,曾对文化做了个有趣的诠释,说“文化”并不等于知识,而是相对“武化”存在的一种关系。整个历史进程,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在二者之间转换罢了。文化本是板上钉钉的名词,却被当做动词来重新定义,之后文化不再专属于学问人,习武之人也可以很有文化。带着这个观点欣赏影片《师父》,会发现它所描绘的民国武林,正是由文化转向武化的过程,细细思量饶有趣味。

2015年《师父》上映不久,在《锵锵三人行》第一次熟悉徐浩峰,说话很慢却句句玄机。后来了解才知晓,他兼具电影、文学和武术三项素养,包圆儿了原著小说、导演、编剧、武术指导等所有创作岗位。一向为人刻薄的我,在惊叹艺高人胆大同时,也得说句:文武双全堪称奇人。

如此“省钱”的一部电影,骨子里渗透出的气质,似乎是在探索新型武侠片,因为早在李安《卧虎藏龙》上映时,人们就已经给武侠片判了“死刑”。徐浩峰在采访中谈到,香港武侠片早期从业者大多出身戏班,深受京剧武生影响,动作华丽极具观赏性。而《师父》刻意去除了武术的观赏性,只保留其实战性,因此完全可以看做真功夫电影。吵架能有多难听,打架就有多难看,这是再浅显不过的常识。试想一部武侠片,如果不是飞檐走壁般华丽,那将同我笔下的文字一样,干干巴巴骨瘦如柴。不过别担心,在徐浩峰的民国武林体系里,学轻功的多都是飞贼,身怀绝技之人恰是飞贼克星。片尾的巷战,更是展现了功夫在实战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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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袁世凯引进警察制度,冯国璋促成“中华武士会”,因此在北京天津一带,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武行就是其中之一。宋元明清历朝禁武令,在这一时期彻底开放,武术门派遍地开花,武行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广东小拳种咏春,一代仅传三五人,入室真传者一二人,所持兵刃有六点半棍和八斩刀。三二年,咏春传人陈识,为报师恩入天津搏名,结识了武术泰斗郑山傲。

郑山傲稳坐天津武行头牌,已有三十年之久,除了料理武行事务,最喜欢看白俄女人跳舞。年迈之际,他想让陈识打破陈规,在天津教授真功夫。原因是他从白俄女人的大腿上,看到了并不常见的拳理,担心洋人有一天也悟出此道。可见武术并不局限于门派和人种,而更多来自劳动和训练。事实证明,俄罗斯和日本也的确保留了中华武术的香火,我所知其一便是崆峒掌派燕飞霞,动荡时期远赴日本开馆授业,才得以有序传承。

陈识早年习武发下重誓,一生只能真传两人。如今看来他似乎有些小气,但这种传承方式背后的逻辑,也的确值得玩味。真功夫往往杀伤力巨大,必须授予忠厚善良品行端正的徒弟,若是开放必然满门暴徒。根据科学研究,智人的交际极限仅有150人,在通讯并不发达的民国,要想从中选出两个正人君子,还真有些难度。拿片中八斩刀来说,正是徐浩峰偷师自《一代宗师》武指梁绍鸿先生。而梁先生则是叶问为数不多,并得到公认的八斩刀亲传弟子。至于其他八斩刀入室弟子是谁,至今仍是悬案。

最终陈识与郑山傲达成共识,遵循天津武行的老规矩:师父教出个徒弟,踢过津门八家武馆,咏春得名声师父开武馆;徒弟必须是天津人,因为天津人容得下天津人。这规矩还有个附加条件,踢馆之后必须找个高手打败徒弟,并将他永远赶出天津,以保全武行颜面。可见,即便是练武术的武行人,也是通过文化方式处理困难,而非传统武侠片,一言不合就血溅五步。至于天津人不容外地人的说法,私以为码头城市一向开放,应该只是情节设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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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陈识买了媳妇捡了徒弟,住在贫民窟以木匠活养家糊口。但这一切都是伪装,以便某天蒙蔽武行同仁。《一代宗师》和《师父》,都由徐浩峰参与编剧,但两者貌似处处相反。前者徒弟坑师父,后者师父坑徒弟;前者北拳南传,后者北上扬名。

廖凡和宋佳饰演的两口子,在片中话不多,但一开口便是金句。影迷也因为买媳妇这件事,说影片满是直男气息,对女性观众极不友好。但我眼里的徐浩峰,恰是钢铁直男不胡来。故事由陈识的家庭和事业,分出两条主线。赵国卉17岁爱上一个洋人,未婚先育却不能聚守,显然是被传统观念耽误年华的女性典型。在家庭这条主线里,赵国卉不仅重获安全感,还以师娘的身份得到尊重。陈识则用一条狗、一根六点半棍,帮她治愈了年少丧子(贩卖)的离殇;而她更是风轻云淡地说出:他犯的事儿,我担着。

如果说在家庭主线里,讲了人物与道德的关系,那事业这条主线,则着重描述了信念对人物的影响。陈识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一生真传两人,耿良辰是个武学奇才,占去了一个名额;匪夷所思的是郑山傲也想占掉一个,因为他将是打败耿良辰的津门高手。陈识的信念相对复杂,不如先从耿良辰说起。

他是地道的天津小伙,家中排行老大,十五岁离家在码头脚行讨生活,拜师后以小书摊营生。他的确踢了八家武馆,却遭人暗算身中两刀。本有机会可以活命,可他却说自己是长子,不能遇到事就不要家。长子顾家是他的信念,因此他死得异常悲壮。倒在脚行大车下那一刻,或许他该像师娘那样说:这不是我最好的命,我最好的命是踢够八家武馆,留在津门取个卖茶汤的姑娘,成为咏春一门的全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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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山傲磕头拜陈识为师,为了圆满毕生功名。他说“武馆必没落,前途在军界”,此话预测了往后二十年的事实,却没能算出自己的命运。督军副官林希文,拜在郑山傲门下为徒,武功一般但野心颇大。他以录像教学为名,在摄影机前对师傅下黑手,意图夺走他一世名声。随后郑山傲得到两栋房产作为补偿,顺势隐退去了南美。这个段落是影片的转折点,此后陈识与郑山傲的共识,将无法如期达成。我仔细梳理其中逻辑,发现它似乎阐述了某种新闻学本质。

武行定规矩,徒弟付代价,师父开武馆,大家都体面。最合理的规矩,莫过于付出最小的代价。不难发现,天津武林以武术见长,但定规矩的方法,明显融入了文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蒋雯丽饰演的邹馆长。她丈夫是“挟刀揉手”的行家,丈夫过世她便顺理成章进入武行,三脚猫功夫便能呼风唤雨,实为“外行领导内行”之楷模。别看她功夫不深,时势却看得明白:二十年来军阀崛起,掏空了商会、乡会、铁路、银行,武行又怎能独存。玩权弄术称得上腹黑的女人,却很难让人讨厌她,影片结尾貌似还成了大赢家。

林希文的作为,恰是武行由文化转作武化的开端。正好说到新闻学不妨做个类比,这两年总有人讲起,新媒体干倒了传统媒体。但前脚刚刚还感叹消亡,后脚接着便说要紧跟时代步伐。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看,无论何种载体属性,其内容和十年前并无差别,某种程度上质量还倒退了。人们所感受到的消亡,不过是形式而已,真正消亡的没准儿是价值判断。借由武行波澜换言之,规矩被打破会消亡一代人,也不过是表象,真正消亡的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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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难的题目莫过于二选一,因为解答方法并非选择而是取舍。当现实与信念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电影《师父》正是用民国武林,深刻讨论了这个话题。在林希文害死耿良辰之后,陈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遵循初心开馆扬名,二是毁掉一切为徒弟报仇。但此事涉及到人命和自身安危,不仅追究取舍还要考验人性。陈识杀人不成,手握日月乾坤刀,含着泪说:我不是他师父,我就是个算账的。最后,邹馆长左右斡旋,杀了林希文并嫁祸给陈识。

故事讲到这儿,陈识早已不是个能分好坏的人物,而是徐浩峰眼中的民国人。如此看来,《师父》外表是探索型功夫片,内核却是有关信念与道德的大众电影。很多人说,看电影是为了经历多次人生,而我以为观影和读书,是为了更准确地感受周遭生活。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反推回去,电影创作又何尝不是对生活的感知。我想徐浩峰导演并非要借电影阐述什么劝世警语,而是尽可能展现某种类似困境,继而在困境中寻找我们曾经拥有的文化。

提到文化插一嘴,我一直没搞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似乎也没人说过何为糟粕何为精华,又由谁定义糟粕与精华。难道,价值判断在我身上也消亡了?

街面上打架不见铁器,本是武行定下的规矩,结尾巷战视规矩为无物,成了文化全面转向武化的最佳证明。“刀法我给了,得多少,在你们”,陈识在逃跑时自信地说着,但还是被逼进一条高手云集的胡同。巷子顶端三位长者手持战身刀挡住去路,他们身后便是稳坐头把交椅的邹馆长;另一端围满了武馆众兄弟,人群中不时有高手近前挑战。长柄朴刀、岳飞刀、三尖两刃刀、方天画戟、柳叶刀、双面钺,各路名刀轮番打将上来,却纷纷败在八斩刀之下。其中最具宗师气质的一位,手握一双子午鸳鸯钺与陈识打成平手,仍缴械投降拂袖而去。三位长者的战身刀犹如包公的三口铡刀,唯有子午鸳鸯钺可与之一战。我至今还在琢磨,那位患有腿疾的拳师,莫不是专程赶来送兵器的?

上述兵器,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我有幸在北京观复博物馆,看过一组传统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棍槊棒鞭剪锤抓,密密麻麻布满了展馆一整面墙壁。想必是过去人的身高关系,这些兵器并非想象中那么大个头儿。拿流星锤来说,前端的球形锤仅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但上面星罗棋布了锥形刺,哪怕生锈也充满杀气。

师父陈识同样充满杀气,但他打赢巷战逃离天津,却不曾伤害一条性命。用阿城先生的观点解释,这便是以文化应对武化的做法。陈识的取舍与生杀,处处表现着民国人该有的体面。如他名字所引申的那样,或许体面人的见识,并不在于高楼洋房和博古通今,而是做饭知火候,做事知分寸,做人知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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