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爱吵架
张先生说
张先生说
张五毛,新书《张先生说》正在热销。
张五毛,80后作家。陕西洛南人,曾出版长篇小说《春困》《公主坟》。
我和姐姐爱吵架
文/张先生说

“你如果不是我姐,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说话。”

这是我对大姐说过的最狠的话。我一直搞不明白,同一个妈,怎么会生出正负极来。有一次,和大姐吵架,吵到想骂娘,话到了嘴边却只得又咽回去了……

我有两个姐姐,二姐和我秉性相似,有什么事总能达成共识。大姐也能和我达成共识,只是她总玩两面派:表面上听我的,背地里却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归结起来,我和大姐的冲突主要集中在金钱观上。在大姐眼里,我的大手大脚已经到了作孽的地步;在我眼里,大姐的抠抠唆唆也接近一种鸡贼的状态。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过日子要开源节流。我记住了开源,大姐则记住了节流。我和二姐背地里老是这样说大姐坏话:她去菜市场买根葱,人家都不愿意卖给她,因为她砍价能把卖菜的人砍哭。

2008年,我组织亲友团来北京旅游,把大家带到长城脚下后,我去售票处买票。大姐说:“少买一张票,我在山下看看就行。”

我说:“来都来了,干吗不爬?”

大姐说:“长城有啥好爬的,咱老家到处都是山,天天爬。”

我说:“咱老家那山能跟长城比吗?人家这长城上有好多砖,垒得很整齐,咱老家的山到处都是破石头,乱七八糟的。”

然而无论我怎么劝,大姐就是不同意爬长城。我没理她,买了票硬塞给她。结果——她爬得比谁都高。

我说:“你腰不好,爬两步就行了,用不着爬那么高。”

大姐说:“票都买了,不爬就亏啦!”

她在上面爬山,我在下面苦笑,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看长城,只不过是心疼钱罢了。

2016年,外甥女中考成绩不理想,没考上重点高中。我在西安给孩子找了一所民办高中。学费虽说是贵点,但管理严,老师也还负责。一年下来,孩子的学习进步很明显。

上了一年,大姐突然跟我说:“孩子不在西安念了,要回老家上普通中学。”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成器的孩子到哪都能成器,用不着上这种贵族学校。”

我说:“好不容易成绩有进步,不能瞎折腾。孩子不能转学,学费我来出。”

大姐说:“我不花你的钱,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说:“你知道北京的父母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有多努力吗?人家每天跑几十里地送孩子,可以买几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你倒好,有人愿意出学费,你还不乐意,你那点面子比孩子的前途还重要?”

但我的一通教育完全没有用。大姐还是那句话:“你说的那是人家有钱人,我就是要让孩子回老家上学,我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

我快被气炸了。我说:“你爱穿啥鞋穿啥鞋,反正你没权利毁了孩子的前途。”

大姐回了我一句:“我的孩子我说了算。”

我直接以扔手机的方式挂了电话。晚上,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说话太粗暴?那好吧,我换种方式沟通。于是又发短信给她,苦口婆心地告诉她,孩子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她弟弟的工资有多高,等等。

最后大姐终于松口,回了我一句:“那行吧,听你的!”于是我第二天就赶紧把孩子的学费给打了过去,打完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这钱花得真难呀,差一点人家就不给我机会了!”


前些天,大姐来北京小住,我说:“我想吃酸菜,你给我做点吧。”大姐满口答应,然后去超市买菜。我在家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回来,怕她迷路,出门去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姐正在超市菜摊上剥菜叶子。我说:“你干吗呢?不嫌丢人呀?”

大姐说:“有啥丢人的,我又不是偷菜。”

原来,大姐到了超市,没有直接去买菜,而是和卖菜的人拉起了家常,竟然认了老乡。还很快和老乡达成了一项协议:大姐帮人家剥菜叶子,剥下来的菜叶子不要钱,拿回来给我做酸菜。

这项协议从商业上讲,是双赢的。做酸菜确实只能用最外层的菜叶,因为外层的菜叶适合做酸菜。而超市为了让菜的卖相好看一些,也确实需要有人帮他们把外面的叶子剥下来。所以,大姐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但在我看来,这事却堪称奇葩。

我说:“这大头菜也不贵,你用得着这么鸡贼吗?赶紧回家,太丢人了!”

大姐说:“也没人认识我,丢什么人?”

这回换我一时无语。

我母亲曾说过:钱是靠挣的,不是靠省的。我是这句话坚实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所以花钱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省也省不出个马云来,先花了再说,以后再慢慢挣!

基于这样的消费理念,我一直在花明天的钱,我认为钱是为人服务的。大姐的观念则正好相反,她认为人是为钱服务的。为了节约,她愿意把剩下的饭都吃下去;为了省钱,她宁愿坐一夜的硬座来北京,还跟我说,她喜欢坐夜车,能看风景。

在对待钱的问题上,我和大姐是正负两极,搭在一起立马短路。这么多年,她试图教育我勤俭持家,我试图说服她及时行乐。然而双方都是徒劳,谁也说服不了谁。一见面寒暄几句,好不过三秒,很快就又要开始吵架。

虽然如此,但每过几个月,我还是希望大姐能来北京小住,因为只有她做的一手好菜,才能满足我对美食的所有要求。

父亲是厨师,把我们姐弟三人的嘴巴都惯刁了。一碗简单的油泼面,油重了不行,油轻了也不行;面窄了不行,宽了也不行;没有辣椒不行,没有青菜也不行……在吃饭的问题上,我们姐弟三个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2015年父亲去世后,再也没人能懂我这些“臭毛病”,只有大姐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可以唤醒我的味觉记忆。所以每次大姐来京,我都会食量翻倍。她做完饭,就坐在一旁看我狼吞虎咽,那是我们姐弟俩最温暖的画面。等我吃完,差不多就又该吵架了。


这些年,大姐在老家开店,卖点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每次回去,我都不愿在她店里待,因为不愿听她和顾客讨价还价。

顾客说:“这个盘子一块五卖不?”

大姐说:“不行,最低一块八。”

顾客说:“一块六,一块六我就拿十个。”

大姐还是坚持一块八,顾客扭头就走,大姐又笑着脸,把人拉回来:“来来来,一块六就一块六,你拿吧!”

在陕西老家,大姐就是这样一毛钱一毛钱往兜里赚。虽然见面就吵架,但在一定程度上,她还是改变了我的消费观念。有时候我出去和人吃饭,一顿饭要好几千,这时我就会想,这些钱我姐要卖多少只碗才能赚回来?买件衣服,我也会想,如果不穿这件衣服,姐姐就可以免去好几个月的辛劳。

对大姐而言,省钱已经成为一种本能。遇到事情,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省钱,至于会不会因此受累,会不会没面子,全都是次要的。这种本能源于生活,因为“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她知道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不一样。

责任编辑:吴晶晶 lijing@wufazhu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