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如何实施一场复仇?
卉木
卉木
电影学博士生、象牙塔修仙中
电影学博士生、象牙塔修仙中
在现代社会,如何实施一场复仇?
文/卉木 《撞死了一只羊》

千里追凶,为父寻仇,是武侠故事惯常的命题,当它出现在现代社会之时,便流露出一丝荒诞的意味与奇观的魅力。万玛才旦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讲述的便是一场现代社会里,发生在藏地高原的复仇故事。

一个货车司机,一个独行杀手,相遇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青藏公路上,他们共享着活佛赐予的名字:金巴,仿若镜像般倒映。司机金巴在寂寥的无人区撞死了一只羊,从而踏上赎罪之路;杀手金巴则在漫长的岁月中背负着复仇的使命,寻找着仇人的踪迹。

复仇与赎罪,分别来自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与万玛才旦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分开来看并不稀奇,也各能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但电影却将它们进行了复杂的扭结,在影像世界中重构了一个充满寓言性、多义性和荒诞性的藏地故事。这与万玛才旦一贯的写实风格颇为不同,而流露出更多的写意气质,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导演本人对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与实验文学的偏爱,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到了本片监制王家卫的潜在影响。

影片一头一尾的两句藏族谚语,分别揭示了两个金巴的人物动机,导演谓之进入电影的两把秘钥。片头谚语为,“康巴藏人有仇必报,有仇不报被视作一种耻辱。”这一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驱使着杀手苦寻二十年,在漫长而无望的追寻中变得形销骨立,他不是正气浩然的大侠,而只是一个疲惫的杀手,像高原上一匹瘦弱的孤狼。这漫长的光阴不止磨损了杀手,同样也折磨着杀人者。再见之时,昔日仇敌已变成最虔诚的信徒,每日转经、放生以求赎罪。他不曾隐姓埋名,仿若一直等待着杀手的到来,而最后的复仇时刻,于他二人皆为解脱。

杀手却选择了放弃,在看到仇人的幼子之时。是恻隐之心?还是恶人已向善的无奈?亦或是艰难而又理性地选择终结复仇的死循环。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在他恸哭的透明眼泪之中,明白这一“有仇不报”的耻辱,将永远地刻在他心上,如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日复一日地遭受着鹫鹰啄食的痛苦。与此同时,杀人者也丧失了最终的审判时刻,并将永远困在赎罪而不得的道德困境之中。

这一“谅解”的善行,却给两者均带来了苦涩的恶果。如何复仇?如何赎罪?杀手金巴的故事无法给我们答案,答案藏在司机金巴的梦境之中。正如影片结尾的谚语所提示的,“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你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梦境之中,两个金巴合而为一,持刀手刃了杀父仇人,这一潜意识中的行为既洗刷了杀手“有仇不报”的耻辱,也将杀人者从赎罪而不得的困境中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导演称此“复仇”为“慈悲”,“金巴”在藏语中意为“施舍”,司机和杀手所作出的“杀与不杀”的选择,都是“施舍”,皆为“慈悲”。

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复仇与救赎,这一对对看似矛盾的概念,却同时呈现在司机、杀手、杀人者的身上,这也正是两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与《杀手》的共通之处。司机金巴的故事从撞死了一只羊开始,在藏传佛教的文化之中,众生平等,杀生有罪,司机为了赎罪,前往寺庙请求僧人为羊超度,并以天葬的最高规格将生灵送入轮回。与此同时,他又买了屠夫的羊肉,当作送给情人的礼物。世俗与信仰融合在司机金巴的藏人血脉之中,一如其挂在车头的吊牌,一面是女儿,一面是活佛,一面是世俗的温暖,一面是信仰的超然。

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之中,司机与杀手的镜像关系,了然于4:3古典画幅的独特构图之中。各自一半的脸中间,是车厢里被撞死的羊,司机要去赎罪,杀手要去杀生。而最后,杀手选择了谅解,司机却在梦境中替他完成了复仇。在宿命的网中,他们本是一体两面、善恶共生的同一人。

电影有意设置了诸多两人的相似性,共同的名字、在茶馆中选择的同一位置。同时也有意突出了两人的不同,如啤酒选拉萨还是百威,大瓶还是小瓶,在同义重复中借助细小的差异,营造出趣味横生、亦真似幻的观影效果。

这样的二元对立和同义重复,也显见于影片中由秃鹫和飞机揭示的主题之中。司机金巴因对秃鹫的凝视而撞死了一只羊,在梦境复仇之后,抬头看到的则是一架飞机。在这里,秃鹫象征着传统,而飞机则携带现代化的力量,出现于高原的天空之上。杀手复仇的动力来自传统的惯性,而谅解的选择却基于现代的理性,在背弃传统、终止冤冤相报的循环之时,杀手却也从未想过借助现代社会的法制实现复仇,他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一个挣扎于传统和现代夹缝之中的“混血儿”。而司机金巴的梦境复仇,则为其寻找到了精神苦旅的出口,在梦境的象征仪式之中,他们终于可以抛下过往恩怨,走向一个或许光明的现代化的未来。

至此,这一桩事先张扬却终未发生的“凶杀案”,在种种矛盾之中消弭于无形,而它在人心中所掀起的风暴,却不亚于一次艰难的蜕变、痛苦的涅槃,并在寓言的意义上,成为当代藏族文化的心灵写照。

责任编辑:都禹桥 duyuqiao@wufazhuce.com